《杜律启蒙》，〔清〕边连宝著，韩成武、贺严、孙微、綦维点校宝盈国际，齐鲁书社2025年9月版。
该书是清代学者边连宝的一部力作。该书专事注解杜诗五律、七律，凡12卷，前9卷为五律，共计627首；后3卷为七律，共计151首。其所录诗及次第，悉依照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本。注释疏解，简明扼要。齐鲁书社2005年出版有点校本，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河北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但此书于今已20年，市面鲜见，读者有希望再版的强烈愿望。有鉴于此，该书点校者团队在2005年版的基础上，经过全新修订，另在参考文献中新增近年来的一些著作作为参考，并新增再版后记一篇，以示此版出版之来龙去脉。
前言 韩成武
《杜律启蒙》叙 戈涛
《杜律启蒙》凡例
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元稹
年谱
《杜诗详注》序 仇兆鳌
五言卷之一
五言卷之二
五言卷之三
五言卷之四
五言卷之五
五言卷之六
五言卷之七
五言卷之八
五言卷之九
七言卷之一
七言卷之二
七言卷之三
主要参考文献宝盈国际
再版后记 韩成武
本书是清代人边连宝所著《杜律启蒙》一书的点校本。
边连宝，字赵珍，后改为肇珍，别号随园，晚号茗禅居士，直隶任丘 (今河北省任丘市) 人 。生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卒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任丘边氏家族为世家望族， 据《任丘边氏族谱》记载，边氏远祖可追溯至元末之汉兴公。汉兴公一生隐逸，其子孙始入仕途，书香代递，孝友传家。至边连宝，已历十四世。
祖父边之铉，曾任山西汾州府通判、福建福州府同知等职。亲边汝元，好读书，精音律，擅书画，作诗宗尚杜甫，著有《桂岩草堂诗集》，但命运多蹇，屡试不第，终生未入仕途，以教书为业。
自边之铉解任以后，家境日益衰落，作为父亲的边汝元，把希望寄托在儿辈身上，墓志铭称他“逾六旬，犹日率诸儿挑灯夜诵，历寒暑不辍”。父亲的志趣，对边连宝的影响是巨大的。
边连宝自幼读书勤苦， 六岁时随父入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十六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更为艰难。康熙五十八年(1719)，边连宝补博士弟子员，从此走上坎坷的科举之路。雍正十三年(1735)乙卯科试，声名震动诸公，朝试署第一。次年，即乾隆元年(1736)，学使钱陈群荐应博学鸿词，召试不中。
此后，屡试皆失意，究其落第原因，在于他坚持作古文而不作时文(八股文)。大约在乾隆九年(1744)，他在乡试失意后，遂自行结束科举之路，虽有学使举荐，亦不动心。以授馆为业，专力于诗文创作和古诗注释。其间，曾撰修县志。
乾隆三十六年(1771)，随其九兄往游江南(九兄之子边廷抡在扬州为官)，时年七十二岁，曾感慨言道:“生平足迹未出千里之外……年逾古稀，老病侵寻，不谓翻作壮游也。”一载之后回归故里，又过了一年，乾隆三十八年(1773)病逝，年七十四。
边连宝的思想基本在先秦儒学界内，这除了从其著述中可以看出，还有一事也很能说明问题。
乾隆十四年(1749)，朝廷征经学之儒，学使钱陈群举荐边连宝应试，他断然拒绝。他的朋友戈涛劝他应试，说:“君不尝应博学鸿词乎?”他回答说:“然。博学鸿词，唐之科目，尤科举也。今天子俨然降明诏，求如汉伏胜、董仲舒其人者，吾乌可以斯未能信之术业，矫诬干上，以几幸取仕?”
可知，当时的经学，是汉儒伏胜、董仲舒体系的经学，而非先秦儒学。边连宝认为汉儒之经学是“不能信之学”，因此不忍心“矫诬干上”，以取功名。“矫诬”，是说以曲为直、以假为真。
可见，边连宝的思想是越过汉儒而直接先秦儒学的。他虽晚号茗禅居士，却心未入禅，蒋士铨《随园征士边君传》说他“随身一茶铛，晚号茗禅居士。空斋晏坐，宛然一老僧，然不好释氏书”。
他的诗中虽也有参禅悟空的句子，但也仅仅是用以解脱心灵的重压，并非进入禅境。《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诗集《随园诗草》的提要称:“戈涛尝称之晚年耽于禅说， 故以‘禅家公案颂’一卷附录于后。”
笔者查阅边连宝于“禅家公案颂”题下所写的序文， 序文说:“冬夜岑寂无聊，因取 《指月录》读之。偶有所会，辄书二十四字以当偈子，又时缀数语以畅其旨。其中颇有与吾儒相发者，非敢推儒入墨，亦非附墨于儒，聊志一时心得云尔。”
可见，边氏是于“无聊”之际阅读《指月录》的，而且他所关注的是禅家“与吾儒相发”的思想。他一生固守的是先秦儒学的思想境界。
边连宝性嗜酒，天真直率。性格狷介孤傲，持身不苟，不依阿流俗，不为利禄而屈己信仰， 正如纪晓岚《怀边连宝》诗中所云:“老狂边季子，壮志孤烟高。得名三十载，门户犹蓬蒿。长啸坐弹琴，王侯不敢招。想象败絮中，风雪空箪瓢。”边氏为人和易端凝，尤重孝友。晚年旷达，视生死如常事。
边连宝一生著述颇丰，在清代文学与学术上具有重要地位，时人把他与纪晓岚、刘炳、戈岱、李中简、边继祖、戈涛并称为“瀛州七子”，又把他与江南才子袁枚并称“南北两随园”。有诗集《随园诗草》八卷、《古文》四卷、《古文病馀草》八卷、《三字无双谱乐府》一卷、《评注管子腋》二卷、《五言正味集》六卷、《杜律启蒙》十二卷、《考订苏诗施注》十卷等。
诗集《随园诗草》 录诗一○四一首，边氏诗名甚为当时诸公如钱陈群、李中简、戈涛、蒋士铨、纪晓岚、戴亨等人所推崇。其诗以唐诗为宗，才力纵恣，个性鲜明。戈涛在序文中，称其诗“踵韩肩孟”“出入老白、玉川子间”。
然而，笔者观其诗句，多有化用杜诗者，想来这当与其父崇杜的影响有关，也与他所坚持的先秦儒学、艰难困苦的生活历程以及专心注杜有关。
《杜律启蒙》是边连宝的一部力著。此前，注杜之书已称浩繁，宋代即有“百家注杜”“千家注杜”之说宝盈国际，降及后世，历元明而至清初，杜诗注本层出不穷。
而边氏认为，《千家注杜》“杂而舛”，《赵注》“浅而略”，《顾注》“琐而凿”，《浦注》“好为异说”，《仇注》可谓“集大成”，而“所取太博，时或短于抉择”。有感于此，边氏遂力避前失，独出机杼，成此一书。该书是有所为而著的。
该书专事注解杜诗五律、七律。凡十二卷，前九卷为五律，共计六百二十七首;后三卷为七律，共计一百五十一首。其所录诗及次第，悉依照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本。注释疏解， 简明扼要，然亦有所区别，正如其“凡例”所云:“兹编注事从略，注意从详。注时事稍详，注古事倍略。”可知其重心在于诗意的阐释，而不在于典故的追寻。
“凡例”又云:“易解则不为词费，难解则不厌文繁，总以明白洞达为主。”可知其求真务实的研究态度。
在“洞达”诗意方面，边氏提出“舒展折叠处”的注疏理论。他说:“古人文字，字里行间都折叠着许多情事，许多道理。至其折叠之多少，视其所造之浅深以为差。”“注疏家但能于其所折叠者一一舒展得开，便是好注疏耳。诗家折叠处惟杜为多。”“读是编者，当于舒展其折叠处一一着眼。”
所谓“舒展折叠处”，就是要把诗中所蕴涵的思想、情感挖掘、阐述出来，这无疑需要精心揣摩诗意，需要对杜甫其人的思想、情感、性格、趣味整体把握，需要对杜甫的表达方式正确认知，做到这一步是艰难的，又是非常有意义的。从边氏注疏的实践来看，他是认真地实践了这种理论的。
边氏“舒展折叠处”的注疏理论，是以他的诗学理论为支撑的。他坚定地认为“妙诗无不可解”，反对严羽的“以禅喻诗”。他认为严羽提出的“不堕理障(校者按，应为‘不涉理路’)、不落言诠(校者按，应作‘筌’)”，是因为严氏要戒止宋人的迂腐， 而走上了“欲鉴噎而废食”的极端。
他认为“老杜之所以独有千古、远绍《三百》者，正以其精于理”，既然杜诗“精于理”，那么当然是可以对它进行疏解的;如果迷惑于严氏之说，作诗“务为刘安鸡犬归存无定之言”，那就会“陷于野狐窠臼”。
边氏对严羽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在强调杜诗“精于理”的时候，忽略了杜诗“以情运理”的特征。杜诗的“以情运理”，是与宋诗的一大区别。
在对诗意提出个人新见上，边氏表现得十分谨慎，“一字一句皆经称停而出”。他不贸然树立异帜，认为“苟异之罪，浮于苟同”，凡有新见提出，必有详细的论述。对于与别人同主一说者，于重要关节，他则尽可能加以详细的阐释。
例如，对《收京三首》(其一)“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的解释，仇兆鳌《杜诗详注》云:“须为下殿，谓宫阙忽离;不可楼居，见奉仙无益。”边氏则作出详细的阐释:“‘须为’者，不得不然之辞，言此日之弃国远遁，出于不得已，过在前日之荒淫耳。但明皇之荒淫，有大于此者，公盖不忍斥言之，特举求仙之轻者耳。”这种深入的解释，显然能使诗意更为明达。
在注解的体例上，“总注在前，详注在后;先挈纲领，后疏脉络”。该书正是以疏通诗的脉络，解释诗的章法、句法、字法见长的。这或许是诗人注诗与学者注诗之一大区别。
盖学者之所长，在于生平、典故之考据，而诗人之所重，在于诗篇之如何完成。边氏是以诗人的眼光注解杜诗的，他能够做到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即以自己的诗心触摸杜甫的诗心，故所论多中肯綮。
例如，他对《九日登梓州城》的脉络疏解:[原诗]“伊昔黄花酒，如今白发翁。追欢筋力异，望远岁时同。弟妹悲歌里，朝廷醉眼中。兵戈与关塞，此日意无穷。”边氏解曰:“‘追欢筋力异’，跟‘白发翁’来;‘望远岁时同’，跟‘黄花酒’来。而‘望远’二字，已引动下联。‘弟妹悲歌里’，长歌以当哭也;‘朝廷醉眼中’，醒时不忍见也。‘兵戈、关塞’，两者俱阻，故‘意无穷’耳。”
如此疏解该诗的章法，确实能够揭示作者的思路，能为学诗者提供作诗的借鉴。
边氏对句法、字法的解释，也每每得其真髓。例如，对《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 三四句“震雷翻幕燕，骤雨落河鱼”的解释:“三、四最警策，‘翻’字从‘震’字出，‘落’字跟‘骤’字来，字字有力量，有筋眼。”把动词之间的逻辑关系梳理得很清晰，这些都反映出他是以一颗诗心来看诗、解诗。这对于学诗者是大有裨益的。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本书还用圈点勾勒的形式，表达了边氏对诗篇、诗句的艺术评价。对诗篇的整体评价，用四种符号以示高低:题上空白者，表示该诗水平一般;题上画一个“○”者，表示该诗为较好;题上画两个“○”者，表示该诗为好;题上画三个“○”者，表示该诗为最好。又在某些诗句旁边加以圈点，“以发作者之精神，醒观者之心目”。
总体来看，这些符号的差异，与注疏文字对诗篇的不同评价是一致的。符号与文字相互配合，相互发明，反映出边氏的良苦用心。
边氏注解杜诗，无论对诗意的疏解还是对章法的揭示，凡是引用他人的观点，必明确指出出处来，“一字之美，不敢掠取”，集中地体现出乾嘉学派的治学规范。这种治学规范也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
《杜律启蒙》有两种版本，一是乾隆丁酉 (1777)初刻本，一是道光十四年(1834)墨稼斋重刻本。我们使用的是前者，河北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本。该本前有戈涛叙、边氏“凡例”、《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杜甫《年谱》(依顾宸本，时事、履历并录，履历稍参仇本)、仇兆鳌《杜诗详注序》。
本点校本作为研究课题获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立项，并取得河北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支持。
参研人员以认真的学术态度，对原书注释文字的语意做出细心的权衡，反复推敲而后落笔标点。
使用规范的标点符号，以求正确地显示原书的语意、语气，使原书文字畅达可读，著者的诗学见解了然在目。
以张元济辑《续古逸丛书》本《宋本杜工部集》、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仇兆鳌《杜诗详注》为参校本，对于误字、异文等，均作出详细的校记。
在成书过程中，力求忠实于原书面貌。原书在诗题上做出四种标记：三个圈、二个圈、一个圈、空白;又在某些诗句旁边进行圈点。对于这些标记，本点校本一如其原貌。对原书的“○”“△”，一如其旧;原书的“、”，因无理想的对应符号，而改用“●”代之。
对原书中的引文，均查阅了出处，对于异字作出提示。对注释文字中的某些错字，则保留之，并在其后加括号，作出辨证。
本次点校，使用规范简化字，对原书的俗体字、异体字进行了处理， 将避讳字径改回本字。博士生冯淑然同学校对了本书的部分文字， 在此表示感谢。
边连宝《杜律启蒙》十二卷刊刻于乾隆四十二年 (1777)，该本选取杜甫五七律进行注解， 在清代杜诗学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杜律启蒙》前有戈涛之《叙》，边连宝与戈涛并称为“瀛州二子”，二人又同列“河间七子”之中，其诗学理论倾向大致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边、戈二人均是王渔洋“神韵说”的反对者。边连宝《坳堂诗集序》曰:“自严沧浪以禅喻诗……其为风雅之祸者甚烈，而近世之劫持文柄者，复宗其说而改其面目，谓诗当以神韵为主，于是天下学者靡然趋风……于是乎诗道至此而大弊。夫诗以性情为主，所谓老生常谈，正不可易者。不主性情而主神韵，得无影之掠而风之扑乎?”
《杜律启蒙·凡例》云:“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不取。至谓不堕理障，不落言诠，盖惩于宋人之迂腐，欲鉴噎而废食也，其为风雅之祸尤烈。”
两相对比，可见边氏反对严羽的“以禅喻诗”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边连宝与戈涛均主张通过学杜以矫正当时诗坛流弊，故而《杜律启蒙》正是边连宝诗学理论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理解清代河间诗派的理论倾向亦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2002年，“边连宝《杜律启蒙》点校整理”被列为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重点规划项目，并先后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河北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此书由我领衔整理，贺严、孙微、綦维三位博士参与了部分卷帙的点校工作，由齐鲁书社于2005年6 月出版。
边连宝《杜律启蒙》 的整理本出版后，获得学界一致好评，论者认为此书不仅对研究元明以来杜诗选本颇重杜律的现象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古典文学爱好者学习创作近体律诗亦具有一定的帮助。
然而自2005年边连宝《杜律启蒙》点校整理本出版后，近二十年来一直未曾再版，如今读者已不易寻觅该书。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齐鲁书社决定对此书进行修订再版。
因我年事已高，视力不济，故此次修订工作，委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孙微教授率领研究生沈润冰、张诺丕、张添、黄晨歌、冷彦杞、王冬旭重新进行文字核校，责任编辑孔帅先生为此书的筹划、编校与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谨此致谢!
限于水平和精力，书中的错讹在所难免，希请读者不吝指正。
边连宝，字赵珍，后改为肇珍，别号随园，直隶任丘(今河北省任丘市)人。生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自幼读书勤苦，康熙五十八年补博士弟子员，雍正十三年(1735)乙卯科试，朝试署名第一。乾隆元年，学使钱陈群荐应博学鸿词，召试不中，乾隆三十八年(1773)病逝。边连宝一生著述颇丰，在清代文学与学术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时人把他与纪晓岚、刘炳、戈岱、李中简、边继祖、戈涛并称为“瀛州七子”，又把他与江南才子袁枚并称“南北两随园”。著有《随园诗草》8卷、《杜律启蒙》12卷、《考订苏诗施注》10卷等。
韩成武，天津武清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通讯评委。主要从事唐诗研究。著作主要有《杜甫诗全译》（与张志民合著）、《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杜诗艺谭》、《少陵体诗选注》、《杜甫新论》、《杜诗诗体学研究》（与吴淑玲合著）等。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文学遗产》《学术研究》《南开学报》《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
贺严，山东潍坊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现任教务处处长、招生办主任、质量办公室主任等职。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优秀教学管理人员，获省部级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主讲1门国家精品课程与1门国家视频公开课精品课程。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各1项，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著作18种，其中《沈德潜全集》获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2021年）二等奖，《诗词格律与写作》为北京市优质教材。
孙微，河北唐山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多项，出版专著《清代杜诗学史》《清代杜诗学文献考》《杜集序跋汇录》《杜诗的阐释与接受》，参与编撰《杜甫全集校注》《杜集叙录》《杜甫大辞典》《杜诗学通史》等。
綦维，山东高密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杜甫研究会常务理事，二安学会理事，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各一项，出版专著《唐诗画谱》《宋词画谱》《杜诗学通史·辽金元明编》，参与编撰《杜甫全集校注》《杜集叙录》《杜甫大辞典》《杜诗学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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