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记者 张骜万光证券
“520”“521”拍摄婚登纪念照、孩子满一岁拍摄抓周照、阖家团聚拍摄家庭纪实照……如今，很多人会在一些特殊的日子聘请专业摄影师跟拍留念。由于跟拍市场供不应求，导致拍摄套路化、跟拍师“跳单”等现象频频发生。然而，跟拍行业尚无合同约束、缺乏售后保障，让不少消费者叫苦不迭。
现象1
一天跟拍五对新人 需求火爆应接不暇
5月21日，西城区民政局门口排起婚登长队。新人们扎堆儿领证，只因这天的“521”谐音“我爱你”，而且适逢小满节气，平添了双重美好的寓意。
此时，正在排队的新人袁女士不停地拨打着电话。“约的跟拍师在群里说已经到了，可十几分钟过去了还没见到人，眼看就要排到了，得赶紧找着他。”她焦急地说。
直到办完婚姻登记，袁女士才接到了跟拍师瀚文的电话：“有一对预约的新人比你们早来，刚去拍了点外景，你们演练一下动作，咱们在宣誓厅等候区见。”
不一会儿，挂着相机、背着装备、提着大包的跟拍师瀚文出现了。来不及多说，他便开始指导两位新人如何摆造型。由于登记的人多，每对新人在宣誓台只有40秒的拍摄时间。“520”那天，瀚文跟拍了五对，总结出快速摆造型的经验。
“把证高举一张、十指相扣一张、捧着宣誓词一张、接吻一张……”等候过程中，瀚文一直重复着早已规划好的九个动作，督促二人在台下练习。宣誓厅里，几乎每对新人都在听从各自跟拍师的指导，进行着动作演练。
“现在，跟拍都成了婚登的标配了。昨天‘520’，有好几对带了两组跟拍师，双机位拍摄。”一旁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520”、“ 521”两天跟拍婚登的订单非常多，瀚文5点就起床，6点前出门，保证在7点左右赶到西城区民政局婚登现场。从民政局开门到下班万光证券，一天时间，瀚文要拍摄五对新人，这样的日子，他标注为：Big Day（大日子）。
两年前，从互联网大厂离职后，瀚文和几个有摄影专长的朋友办起摄影工作室，专门从事婚登跟拍。翻看价目表，服务和价位很详细：A套餐199元，包含宣誓厅加门口，拍摄40分钟，底片超80张，全送，外加精修照片6张。
相比之下，B套餐和C套餐分别增加了外景数量和拍摄时长，底片数量也增至200余张，精修照片最多达12张。相应地，价格也提高到299元和399元。
“我有一位助理，帮着发社交平台，对接客户信息。每个月，像这种能拍四五对的‘大日子’差不多有10天，一天能拍三对左右的日子有七八天，剩下十来天每天也就能拍一到两对。”瀚文表示。
现象2
网上约定事后结账“套路照”“跳单”成常态
记者调查发现，在婚登跟拍市场，瀚文团队的价格算是较为便宜的。通常情况下，婚登跟拍套餐大多399元起步，贵的超过千元。如果是“520”“521”这样的“大日子”，单价还会平均上浮200至300元不等。
别看价格不便宜，但服务过程中的摆造型、做动作却早已形成“套路”。
“看朋友圈里发的婚登照，基本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520”当天登记的周正浩告诉记者，在拍摄过程中，他和爱人也经历了宣誓厅“特训”以及外景中并排、拉手、闻花、高举等“规定动作”。
“‘大日子’人太多，每对新人真正拍摄的时间都非常紧张，只能按照相应的规定动作操作。”瀚文解释说。
除了动作套路化，“跳单”是婚登跟拍的另一顽疾。为了确保约到跟拍万光证券，周正浩和爱人分别从社交平台约了两组跟拍，最终两组跟拍师竟然都“跳单”了。
“不是故意的，同一时间段一般都会有一到两组客人，谁先到就给谁拍，‘撞车’是难免的。”瀚文说。
为什么不能事先定好时间，避免“撞车”呢？原来，婚登跟拍多为网上约定，有些需交定金，大部分为事后结账。在这个过程中，跟拍师和客户因时间、天气、临时安排等原因，互相“放鸽子”的情况并不少见。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双方往往会设法寻找“备份”，避免空档期或者拍不上。
“521”当天，因为前面一单增加跟拍点位，瀚文“跳单”了一对新人。如数退还定金后，他还一个劲地向对方道歉。“婚登跟拍就是为了记录难忘的那一刻，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但让新人‘错失良机’，也会影响我们团队的口碑。”他表示。
破解1
明确责权 追求个性提供情绪价值
在跟拍行业中，围绕供需双方责权利的讨论一直存在。为了解决类似瀚文一样的遗憾，从业者们没少想办法。向琳从事家庭纪实拍摄已经三年多，从中摸索出了一套避免纠纷的方法。
“请您明确拍摄风格、时间，咱们事先会看天气预报，麻烦按照商量好的布局提前收拾。”业务沟通过程中，这是向琳反复提醒的内容。同时，她会要求客户将拍摄主要区域的照片和短视频事先发来，对拍摄场景进行预判和规划。
“请您确认。”“您看这样是否可以？”“和拍摄色调不搭配的小玩具清理了吗？”交流中，向琳会针对容易产生歧义的问题、选项反复确认，并将客户的回复着重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在拍摄结束后，她还会建议客户线上选片，全部确认后，才将底片发给对方。
“线上选片都有水印，选片过程中既展示了我的拍摄水平，也避免了客户拿到底片后要求退款、降价等问题。”向琳说。
在明确责权的同时，向琳的服务也趋于个性化。比如，她会根据居家拍摄的需要，给小朋友带玩具、小衣服，也会根据不同的家庭环境准备道具，多带镜头。作为宝妈，向琳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观察自己的孩子，设计出了多种拍摄组合，受到客户好评。
“拍摄是用心的工作，不仅要技术过硬，还要提供情绪价值。比如，小朋友不配合时，我会用漂亮的玩具和小零食安抚他们的情绪。”向琳表示。
记者了解到，在婚登、抓周、居家纪实拍摄、孕照等跟拍分类中，追求个性化已经成为客户的重要诉求。
向琳表示，多花心思提升服务质量，对于行业发展好处多多。“让客户看到诚意和用心，价格稍微高一点也没关系。反之，拍不出效果，即便打折也难以令客户满意。”
如今，经过几年积累，向琳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拥有了稳定的客户群。对于行业的发展，她充满信心，“记录的目的是难忘，属于私人订制，只要心里有这根弦，就能获得客户的认可。”
破解2
规范交易 出台跟拍服务合同文本
跟拍行业悄然兴起，相关细则却存在空白。对此，西城区政协委员、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崔淼表示，从法律角度来看，跟拍服务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合同条款的明确性、服务质量保障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由于这个行业有些行为缺乏书面合同约束，导致纠纷频发。
当前，跟拍行业基本都是以口头方式进行双向选择，因而在互相达成拍摄意向后，大多没有白纸黑字的纸质合同。不过，按照《民法典》规定，口头约定、在社交平台上聊天，也可以形成合同。“如果消费者通过微信聊天对跟拍时间、价格、服务内容等与跟拍师进行了沟通，那么聊天记录也可以作为后续维权的依据。”崔淼表示。
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无论是跟拍师还是消费者，如果一方“放鸽子”即构成根本违约，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对于一方“迟到”，则应当区分对待迟到的后果，如果因为一方迟到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则构成根本违约；如果迟到未从根本上影响合同的履行，则另一方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崔淼建议，社交平台等网络平台应强化对跟拍服务提供方和消费者双方的身份、职业等信息审核，要求其就诚信、安全等义务作出承诺并进行备案。同时，加强对平台或商家在营销过程中虚假、夸大宣传行为的治理力度，倒逼其增强自律，严守法律与诚信底线，向消费者提供全面、真实、准确的服务信息。
消费者与服务者在沟通预约时，有必要就参与人数、参与者情况以及服务起止时间、地点、范围、质量要求、费用、违约责任等关键事项进行详细约定，形成更完善的契约，以明确约束双方，提升履约质量，从源头预防和化解纠纷。
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可以考虑专门设计跟拍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或简易网络合同文本万光证券，为双方提供参照和指引，进一步规范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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