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2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暂停哈佛大学招收新的国际学生的资格，撤销哈佛大学“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SEVP）认证，并要求已经入学的外国学生必须转学，否则将失去留在美国的合法身份。这一“封杀令”引发全球广泛关注，让万千国际学生的求学之路蒙上阴影。
SEVP作为美国高校招收国际学生的准入门槛，其认证直接决定学校能否为留学生提供I-20表格、申请F-1签证。此次撤销认证后，哈佛2025—2026学年将彻底关门谢客，不再接收任何持F/J类签证的外籍学生。更严峻的是，现有留学生若未在规定时间内转学至其他认证院校，合法身份将立即失效。
当地时间5月23日，哈佛大学表示，已就特朗普政府对哈佛的国际学生禁令提起诉讼。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对特朗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政策发出临时限制令，要求在举行听证会之前“维持现状”。 5月26日，特朗普政府再威胁哈佛大学，考虑撤款30亿美元，并于次日下令美使领馆暂停留学生新签证面谈。事件双方陷入焦灼对峙的状态。
这一事件表面是美国政治与高校教育的博弈，实际上是民粹主义与精英体系的较量，折射出美国社会面临的深层危机：从政治权力的干预、精英阶层的结构性矛盾，到高校政治化乃至教育异化的社会代价。
特朗普：权力游戏的推手
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政策？一切要从特朗普这个人说起。
历史动力学开创者彼得·图尔钦在《危局：精英、反精英与社会解体之路》中这样描述：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位不可能成为总统的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任何从政经历就登上总统宝座的人。2014年，没有人（或许甚至包括特朗普自己）能想到他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统治者。
特朗普就像一艘在海啸中被裹挟至风口浪尖的小船。两股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即精英生产过剩和民众贫困化，带领美国进入特朗普执政的时代，并将其推向崩溃的边缘。
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位角逐总统宝座但毫无从政经历的企业家。那么为什么唯独他成功入主白宫了呢？
原因包括两部分。
第一，2016年时的民众贫困化要严重得多，特朗普聪明且果断地在总统竞选中利用了这一社会力量。最终，一大群落魄的美国人把选票投向了最不可能的候选人—一个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与其说是对特朗普的支持，不如说是不满、愤怒和反抗统治阶级的情绪表达。
第二，到2016年，精英生产过剩的游戏已经到达了歧点，竞选活动中的行为准则被抛在一边。2016年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中，主要候选人的数量为史上最多：总共 17 名竞选者入围竞争。这场精英追逐游戏演绎得淋漓尽致天源国际，让被动卷入其中的美国民众叹为观止。为了赢得媒体关注和留在竞选中，候选人竞相说着最荒诞不经的话，抛出最不可思议的言论；而那些“严肃认真”的候选人则在投票中落败并被淘汰。
最终，毫无疑问，特朗普比他的竞争者更善于掌舵驾船（并且其团队的其他成员也非常重要，如自诩为革命战略家的史蒂夫·班农）。
但是，在其他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失败的情形下，人们不应该仅因为特朗普（或班农）的成功就给予他们太多的赞美。使特朗普登上总统宝座的是精英间的冲突和特朗普个人能力的结合。他能够疏解由民众的不满招致的压力，而很多人没有充分理解，或者不想理解这种压力的普遍性和致命性。
优绩主义：美国社会体系的坍塌
2024年，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有人称之为民粹主义的胜利，而认识更深入的人称其为工薪阶层对精英阶层的报复。
探讨美国工薪与精英阶层之前的矛盾，离不开一个长期被诟病的概念——优绩主义。
耶鲁大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在《精英陷阱》中揭示了美国优绩主义的骗局。
优绩主义社会所崇尚的理念就是：一个人得到的社会与经济回报理应与其成就而非家世和血统挂钩。优绩主义承诺要将此前只面向世袭权贵的精英阶层的大门敞开，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能和抱负跻身精英阶层，以此来促进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它还进一步承诺，要坚持个人必须有所成就才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以此来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些理念汇聚到一起，旨在打造一个回报与个人努力和才能相匹配的共同愿景，从而将整个社会团结起来。
然而，如今优绩主义的运作早已不再像它先前所承诺的那样。今天，中产家庭的孩子在学校里输给富人家庭的孩子，中产阶层的成年人在工作中输给名校毕业生。优绩主义本身正在成为中产阶层努力向上的阻碍。然后，它又将责任归咎于在收入和地位竞争中落败的一方；可即使每个人都遵守规则，赢家还是只是富人。
特朗普的成功并非点燃了社会大众对优绩主义的怒火，而是抓住大众对优绩主义的不满趁势而起。他充满批判和否定的选举策略撕开了优绩主义那代表希望的虚幻面具，为众人提供了抒发不满的渠道。与此同时，那些深受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之苦、处境不稳定的中产阶层也迫切希望能有一位“理解（他们）对这个国家有多么失望”的候选人。
J.D. 万斯指出，这些选民“认为现代美国的优绩主义制度并不是为他们建立的”。他们对精英阶层的意见抱有反感，例如米歇尔·奥巴马提出的有关营养育儿的建议。然而这种不满“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她说得不对，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知道她说的是对的”。
特朗普主义所传播的怨恨以及它所追求的对“当权派”的否定，恰恰反映出了在优绩主义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民众的精神负担。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我们国家中被遗忘的男男女女再也不会被遗忘了。”最令这些底层民众兴奋的是，特朗普要用“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救赎性叙事来取代传统政治中的进步叙事。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师、太和智库研究员陈征长期从事美国研究，她并没有为这次特朗普政府的禁令感到意外。在陈征看来，特朗普支持者的立场是民粹和反精英的天源国际，对抗哈佛这样的传统精英机构，是对选民的讨好。
优绩主义让美国常春藤盟校、硅谷和华尔街成为野心勃勃的精英们的竞技场。这里的创新能够重塑世界——斯坦福大学和谷歌的创新者改变了互联网，哈佛大学和脸书的创新者改变了社交媒体，普林斯顿大学和华尔街的创新者改变了金融业，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领域。
然而，对于在优绩主义制度下被置于边缘地带的中产乃至工薪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不仅不太可能是下一个伟大创新的引领者，反而更有可能是未来创新的受害者。优绩主义已然将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公民驱逐至社会的边缘。中下阶层的孩子因此受困于平庸的学校，而中下产阶层的成年人则被限制在毫无前途的工作之中。
优秀的绵羊：哈佛大学是无辜的吗？
事实上，从诞生的时刻起，像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类精英学校就不是单纯的学术象牙塔，能够不偏不倚地吸纳不同阶层。在像对待犹太学生的问题上，哈普耶“三巨头”的招生史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了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利益倾向及其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反复拉锯。
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在其代表作《优秀的绵羊》中提到，美国内战结束后，以WASP为代表的贵族阶层兴起，为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他们开始了浩大的反犹太教和反天主教运动。WASP建立了不少机构，对大学有着绝对的影响力，他们对犹太学生的排斥也贯彻到了大学系统里。
内战后的时期见证了美国半个世纪的大学扩招，到20世纪10年代，为了阻挡日渐增多的犹太申请者，哈普耶开始实施一系列新的入学要求：推荐信，校友面试，对运动员或者有“领导特质”学生的偏好等。学校宁愿录取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有新教家庭背景的学生，也不愿录取来自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勤奋的草根”，并且犹太学生的数量往往被有意限制。这个系统一直完好无损地延续到20 世纪60 年代——之后一场优绩主义的革命将席卷全美，并主导接下来半个世纪的美国生活，使美国的贫富分化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如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几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要低，这并非偶然。当然，主要责任并不在大学，但毋庸置疑，大学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逆转这一趋势，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了录取政策，美国高校的课程设计也处于不同力量的权衡之中。前哈佛学院院长哈里·R.刘易斯（Harry ·R. Lewis）曾写道，美国的“大学已经忘记它们对大学生成长所承担的更大的教育责任”，即帮助他们寻找自我，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使命，“哈佛大学不再懂得什么是优质的教育”：整体的课程设计无非就是由一系列互不关联的单个科目拼凑而成，辅修课程也不过是各个院（系）以避免冲突或者“停火协议”为原则最后达成的“共识”。
根据威廉·德雷谢维奇的分析，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它的根源在于美国高等教育源自两个体系：传统英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和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德式高等教育体系。因此，美国的高等教育从初始就是分裂的。
传统英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得到了发扬，课程设计依托于经典，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
但是在 19 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出现时，早期高等教育的办学目的逐渐被淘汰。成立于 1876 年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就是第一所以德式体系建立起来的美国高校。新型经济和由此形成的世界体系从创建时期就影响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育方向，它尤其注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同一时期，其他高校也随之效仿，比如成立于 1890 年的芝加哥大学以及于 1891 年正式招生的斯坦福大学。
与此同时，不少老牌学校为了迎接当时的变革开始重新定位。从此，整个研究生教育和研究体系就诞生了，包括大学不同的院（系）、全国性的专业协会和组织、同行评议的学术刊物、“不发表就出局”的游戏规则、教授职称等级、终身教职制度、毕业论文以及博士学位等。
与此同时，出于相似的目的，哈佛大学领头，开始植入由选修课逐渐演变而成的专业体系，替代了原有的本科教育课程系统。从那时开始，大学的功能慢慢转变成培养专业人才，为各领域专家的培养做了铺垫。
虽然藤校喜欢昭告天下，它们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如何思考，但是它们真正所做的是，锻炼了学生的分析和演说能力，为他们在商界和专业领域的成功做铺垫。和高中生一样，这些大学生还没有能力回答成年人必然面临的人生意义和使命等宏大问题。
美国的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像其他产业：谁能带来收益，谁就被重视；谁不能，谁就将被针对。
出于“效率”的考虑，高校重在追求知识传授的高效性，而不是教学水平的提升，因为后者是很难量化的。与此同时，高校认为，教学实乃资源消耗，因此为了降低成本，高校减少了全职教授的授课工作量，聘请了大量的兼职及临时教学人员来替代他们。可想而知，教育质量直线下降。
除此之外，学术单位即院（系），被视为“经济产能中心”。不能贡献产出的，如大部分的博雅教育，就被缩减甚至完全取消。相反，科学魅力无限，但也不是任何类型的科学，比如基础科学就不受重视。
校园不间断的全球性扩张也至关重要，再次充分体现高校商业化运作的主题：建立品牌，占领市场份额，充分汲取全球新财富，等等。具体的例子包括：纽约大学的阿布扎比校区，耶鲁大学的新加坡校区，哥伦比亚大学在中国、土耳其、巴西的全球中心等。
陈征认为此次事件背后有两个原因。
一是自从特朗普上台以后，他其实一直在打压高等教育，还扬言要取消教育部，因为他认为美国的教育部门在传递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叫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哈佛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这首先是一场保守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战争。削减哈佛的经费，并非单纯出于经济考虑，而是为了清除自由主义大本营、民主党大本营的影响，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诉求。
二是从特朗普本人的行事方式来看，他推崇强人政治，不能允许他的权威受到挑战。哈佛在美国高校中有龙头的地位，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是希望能够杀一儆百，出手整治最不听话的学校。
哈佛“封杀令”事件，本质是一场政治权谋、社会分化与教育异化的三重绞杀。从权力更迭的暗流，优绩主义社会下的中产反噬精英，再到高等教育下个体价值的湮灭，三者共同叩问着一个时代的命题：当教育沦为政治博弈的筹码，其承载的人文精神与社会使命将何以存续？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当哈佛的钟楼不再为全球求知者敲响，我们不得不反思——教育究竟该是权力的注脚，还是文明的灯塔？或许只有打破“非此即彼”的政治极化天源国际，让教育回归“培养完整的人” 的初心，才能避免更多“知识无国界，学者有国籍” 的悲剧。毕竟，当黑板上的公式开始为政治站队，当实验室的成果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审查，人类文明的火种，终将在偏见与对立中逐渐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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